财政政策取向从“积极”到“更加积极”，意味着财政政策既延续“积极”的总基调，体现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，又强调“更加积极”，要求政策工具更多、力度更大、协调性更强。
财政政策取向从“积极”到“更加积极”，意味着财政政策既延续“积极”的总基调，体现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，又强调“更加积极”，要求政策工具更多、力度更大、协调性更强。
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，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。对此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时提出，财政政策和财税改革的重点和着力点是“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”“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，增加地方自主财力”，并加强与货币政策、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等的协调配合，以更好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。
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
体现在“三个提高”
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。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，2025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。财政政策取向从“积极”到“更加积极”，意味着财政政策既延续“积极”的总基调，体现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，又强调“更加积极”，要求政策工具更多、力度更大、协调性更强。这一部署旨在更好地应对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、不确定因素，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。
在当前经济形势下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发挥以下方面作用：一是扩大需求，通过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社会总需求，对冲外部不确定性。二是稳定预期，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，发挥好财政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作用。三是化解风险，包括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在内的重点领域风险，更好地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。
2025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“三个提高”。一是提高财政赤字率。提高财政赤字率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基本表现。长期以来，我国财政赤字率控制在3%以内，2025年提高赤字率，传递出中央通过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来稳经济、稳预期的决心和政策意图。二是扩大国债发行规模。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，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。同时，增加中央政府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，以优化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，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。三是提高财政支出增速。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和扩大国债发行规模，为增加财政支出、增加政府重要领域投资创造条件。同时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更加注重惠民生、促消费、增后劲，兜牢基层“三保”底线，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持。
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
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2025年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。改革的核心在于进一步理顺和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。建立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，同时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，保障国家战略稳步落地，并兼顾各地实际发展需求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财力保障。
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，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科学化、规范化，笔者认为主要应关注以下几方面。
推动事权上收，在中央层面集中统一谋划更多事权和支出责任，从而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负担，减少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分歧，避免资源浪费，提高财政支出效率，提升治理措施的系统性与公平性。
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，可以确保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持续投入，调整优化财力分配格局，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均衡性与可持续性。
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边界，在强化中央统筹的同时，充分尊重地方政府执行自主权，给予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调整空间，既保证中央政策的统一性，又提升地方政策执行的灵活性。
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，优化转移支付结构，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，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，提高转移支付效率，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。
完善跨区域协调机制，将其作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，通过跨区域的统一规划和资源调配，有效解决不同区域间的利益博弈问题，提升项目执行效率。
健全地方税体系
增加地方自主财力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，增加地方自主财力。其关键在于拓展地方税源，健全地方税体系。自全面推开营改增后，由于取消了作为地方主要税收来源的营业税，使得地方缺乏主体税种。当前，地方税收主要依靠中央与地方“五五分享”的国内增值税，“六四分享”的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等，契税、资源税、印花税等地方税种收入占比较低，造成地方财政压力较大。拓展地方税源，健全地方税体系，能够为地方财政提供更广泛和持续的收入来源，进一步增强地方财政的稳定性和自给能力，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。
当前，增加地方自主财力、拓展地方税源的改革措施，主要涉及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，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，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等。其中，消费税改革将直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，缓解地方收支平衡压力；可以提升税收透明度，减少偷逃税问题，提高税收征管效率；鼓励地方政府更大力度促消费，进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；有助于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，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。统筹考虑税收征管能力等因素，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应分品目、分步骤推进。
（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、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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